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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考特・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
外行人為什麼比專家厲害
面對複雜的挑戰時，了解許多不同事物的人，經常比深入鑽研單一領域的專家表現得更好。要了解箇中原因，不妨檢視最受人們推崇的專家之一：科學家。研究顯示，科學家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格外優異，雖然他們所解決的問題與你原本想像得不太一樣。
為了解科學家如何解決問題，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的學者拉斯・伯・傑佩森（Lars Bo Jeppesen）與美國哈佛商學院的學者卡林・拉哈尼（Karim Lakhani）針對「創新中心」（InnoCentive）這間公司進行研究。創新中心成立於二○○一年，最早由大型製藥公司禮來（Eli Lilly）資助。這間公司運用「群眾外包」的方式，來解決世界上許多最複雜難解的問題──從如何對抗疾病，到為貧困的非洲部落提供電力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加入創新中心這個約三十五萬名登記工作者的團隊，藉此平台幫助他人。企業客戶會提供某問題的詳細資訊以及解決問題的期限，並為最好的解答提供獎金報酬。
學者利用創新中心平台所發布一百六十六項研發難題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這些問題來自二十六家企業、橫跨十個國家的科學實驗室。研究人員想了解，專業程度最高的人面對特定挑戰時，表現是否也最為出色。這項研究的結果似乎顯而易見──我們通常預期，擁有最多化學知識的專家，解決化學難題的能力想必勝過其他科學家。
令人意外的是，研究結果卻顯示恰恰相反。
問題離某位科學家的專長愈遠，他能解決的機會反而愈大。生物學家解決的化學問題，事實上比化學家更多。就像蓋文・波特一樣，在某特定領域之外的科學家，比所謂的專家更能提出不同且更好的方案來解決難題。研究人員如何解釋這項令人驚訝的結果呢？
專家往往有一大傾向，他們容易陷入我萊斯大學同事艾瑞克・丹恩（Erik Dane）所說的「認知牢固」（cognitively entrenched），也就是無法以異於常規的方式來利用資源。專業養成後，即使獲得新的資訊，或情況有變化，他們仍會持續依循自己習得的工作方式。早在一百年前，研究人員便已發現這一點，不過其背後的意涵一直都被忽略、遺忘。
二十世紀初，心理學家雀芙斯・珀奇（Cheves Perky）曾進行一連串實驗，以了解我們對於影像的視覺，如何影響我們對於真實物體的感知。她請受試者想像某個物體，例如香蕉，然後再將其腦中的影像投射到一面空白的牆上。在受試者不知道的情況下，她把要求他們想像的同一個物體，以非常微弱的幻燈片投影到這面牆上。沒有參與實驗的人一走進房間，都能看到幻燈片上的物體，但她的受試者卻表示沒有看見投影的影像。其實受試者是將被投影物體的圖像，融入了自己對該物體的想像之中，而模糊了自己「實際所見」與「腦中所想」兩者間的界線。這就是後來所稱的「珀奇效應」（the Perky effect），即我們先前在腦中所建立的某物體影像，會左右我們對於新資訊的感知及吸收。
珀奇實驗的受試者並未發現，他們看到的是香蕉真實的影像，因為他們一開始先被要求去想像香蕉的樣子。同樣地，專家之所以較難找到新的解決方案，是因為他們在腦中已想像該如何利用他們的資源──例如木匠所想像的榔頭，就是一個將釘子錘進牆面的工具。他們很難輕易拋棄這些經過數千個小時的練習，所形成的根深柢固的想法。我學齡前的女兒從來沒有拿起過榔頭，她或許會以為這是用來抓背的工具，或是某種打擊樂器呢。
圈外人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任何人只要缺乏專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資源，都算是所謂的圈外人：剛進某組織的新人、另一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或是上心理學課程的英語主修生等。
在科學界──不過這一點亦可見於許多管理團隊及專門行業──還有一個族群只因為生理因素而經常被排拒在外，那就是女性。許多重要的社會資源，男性往往唾手可得，女性卻經常被排除在外，這是不爭的事實。
二○一五年，英國的生物化學家提姆・杭特爵士（Sir Tim Hunt）對於女性的言論，令他的許多同事大吃一驚。這位倫敦大學學院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南韓的世界科學記者大會上，竟稱實驗室的「女孩子們」有三大問題：「不是你愛上她們，就是她們愛上你，還有一被批評她們就哭哭啼啼。」來自科學界及社會大眾的撻伐不斷，迫使杭特最終辭去了大學教職。不過，這並未改善對女性科學家不合理的事實現況：她們被排拒在外──女性科學家經常無法取得男性科學家一般具有的人脈、指導以及訓練。
傑佩森與拉哈尼重新檢視創新中心的資料，以探討這第二種圈外人──也就是經常缺乏男性科學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的女性科學家。這一群圈外人解決難題的表現，是否優於享有更多社會資源及人脈的男性同儕呢？
結果顯示，女性的表現極為優異，女性解決問題的機率遠比男性高出二三・四％。非專家比專家表現更好的同一套邏輯，亦可解釋為何女性的表現優於男性。女性較常以一己之力來解決問題，但她們也比較不受業內人士習得的傳統所束縛。女性會以不同經驗所構成的基礎來檢視問題，因此能提出較好的解決方案。
既然圈外人的貢獻這麼大，我們何不多接納他們呢？諷刺的是，我們通常不讓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隊，純粹因為他們不屬於我們這一圈。我們往往被更像自己的人所吸引──也就是所謂的圈內人。我們也常抱持對專家的迷信：有愈多專家在身邊，我們的表現就會愈好。
的確，如果要組織一個團隊來解決眼前的難題，你會去集合一群專家，還是隨機組織一群人？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應該會想組織一個「夢幻隊」──誰不會選擁有最多資源的專家所組成的團隊呢？然而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想法錯了。
專家有時像一座孤島，個別專家的知識庫中有許多重疊之處，這使得他們擁有的資源對彼此而言顯得多餘，對於整個團隊的獨特貢獻也十分有限。政治科學家及數學模型學者史考特・佩吉（Scott Page）在其著作《差異》（The Difference）一書中指出，無論是民意代表還是科學家團隊，隨機組成的團隊表現通常會勝過夢幻隊，因為隨機組成的團隊較容易同時包含專家與圈外人。研究顯示，團隊資源的多樣性是表現優劣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在多元的團隊中，成員較有機會公開辯論，並納入多樣見解，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即使圈外人具備的資源看似較少，他們卻能透過不同於專家的經歷，為團隊帶來截然不同的技能。要了解為什麼圈外人對團隊的表現至關重要，讓我們先探討圈外人如何追尋多元經驗，再研究他們如何跨越不同領域來連結資源。
在一九七○年代，美國太空總署（NASA）有一個遠大的目標──他們想製造世界上最精良的望遠鏡，以一窺外太空最幽黯的角落。哈伯望遠鏡可望解答我們對於地球以及外太空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宇宙的年齡和大小、其他星球的存在、銀河的誕生，還有科學跨出的一大步所帶來的各種奇異發現。
然而一連串的技術失敗，逐漸消磨了這份興奮之情。原訂於一九八三年發射的哈伯望遠鏡，也因為預算不足而一再延後。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花費數年重新思考並調整設計，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完成各項部署。不料，卻有一場悲劇在此時發生。
當時的我還在讀小學四年級，就像其他數以萬計的學童一樣，我看著挑戰者號太空梭在電視轉播畫面中爆炸。那場可怕的意外澆熄了全美國對於太空探索的熱情，美國太空總署忙著採取防護措施以避免未來再發生不幸，連帶使哈伯望遠鏡的計畫被迫中止。哈伯的工程師團隊利用這三年的延遲時間，詳細測試並修正望遠鏡剩下的所有問題。或者說，至少他們已經盡力了。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當發現號太空梭搭載哈伯望遠鏡發射升空時，全世界的人都期待關於宇宙的許多大哉問能因此獲得解答。在布署完成的數週後，科學家取得了哈伯望遠鏡傳回來的首批照片，但卻不是好消息。在歷經近二十年的等待後，哈伯望遠鏡傳回的照片影像竟模糊不清，令世人對這項造價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計畫大失所望。
後續調查發現，望遠鏡的主鏡有瑕疵。這其實是個微小的錯誤──誤差約只有一張紙厚度的五十五分之一──但卻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果不修復，哈伯望遠鏡拍攝到的影像將永遠是扭曲的，而最迫切需要解答的天文問題，必須再等到數十年後新儀器啟用才行。
在地球的光影前，哈伯在太空梭的貨艙等待釋出。SM3B : STS-109航次。
後來，馬斯格瑞夫找到一份技師的工作，負責維修用來建造麻州公路的大型機具。他天生擅長修理東西，不過公路建造完成後他又失業了。沒有高中畢業的文憑，他的前途茫然一片。
為了替人生尋找出路，馬斯格瑞夫進入美國海軍陸戰隊，擔任航空電子設備及儀表維修員。他將修理公路機具時所培養的技能，運用到修理飛機上。這位十八歲的年輕人熱愛航空，他的工作也讓他能一直接觸飛機，但少了高中文憑，馬斯格瑞夫永遠也無法駕駛軍機。
為了一圓飛行夢想，馬斯格瑞夫決定申請入大學，但學校卻拒收這名高中輟學生。他長途跋涉至美國雪城大學的院長辦公室，終於說服學校推翻原本的決定，讓他入學。馬斯格瑞夫最終獲得數學與統計學的大學畢業證書。
接受了大學高等教育後，史多利・馬斯格瑞夫並不因此而滿足。他總共修習了近一百六十門大學院校課程，陸續拿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碩士、美國瑪麗埃塔大學化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學位、美國肯塔基大學的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碩士，以及美國休士頓大學文學碩士。在求學過程中，他也取得了飛行員執照，並回軍隊駕駛軍機。
當馬斯格瑞夫得知美國太空總署在徵求願意飛往外太空的科學家時，他已經歷過數種不同的職涯──商務數學專家、電腦程式設計師、腦科學研究員，以及飛行員。他認為這份工作「將挑戰我如何利用我所獲得的每一種技能」。他進入美國太空總署服務，最終在那裡工作超過三十年。在此同時，他每月仍抽出三天為創傷病患進行外科手術。
從患者手臂的創傷到飛機機身的漏洞，他修理一切的能力讓他準備好接受生涯最重要的任務。身為修復哈伯望遠鏡的任務酬載（mission payload）專家及主要技術人員，馬斯格瑞夫發現自己是個既特別又似乎理所當然的人選。他表示：「我不是天體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光學物理學家或是工程師等，卻在維修任務中扮演如此重要且極具挑戰性的角色。」
馬斯格瑞夫並未在某一特定領域擁有深入的專業知能，但他累積數十年的多元經驗，讓他成為這個關鍵角色的不二人選。「這是最好的例子，」他說：「從眾多不同的領域及訓練中吸收各項細節，並運用目前所知的最佳實務方法，能夠迸發出絕佳的創造力。」
哈伯望遠鏡的維修任務歷時十一天，堪稱美國太空總署最精密複雜的壯舉之一，由太空人團隊成員輪流進行來回五次的太空漫步才完成。在馬斯格瑞夫來回三次的太空漫步中，他憑藉資深外科醫師努力搶救病危患者的絕佳技術，花了二十二小時成功修復哈伯望遠鏡的鏡面瑕疵。有人問他當初為何放棄外科醫師的全職工作，馬斯格瑞夫答道：「這樣我才有機會替哈伯望遠鏡做手術啊。」
馬斯格瑞夫從多樣經歷培養出克服複雜挑戰的能力，正好體現了前述的「多元背景準則」：多元化的經驗能拓寬人們對於資源的思考角度，因此能以更多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馬斯格瑞夫將他的維修任務視為一檯外科手術，讓他得以運用外科醫師的經驗，來修復望遠鏡的缺陷。
像馬斯格瑞夫一樣橫跨多個領域的全才，現在已相當少見，但這類人才過去其實深受社會鼓勵及獎勵。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畫家、建築家、音樂家、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及解剖學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家、畫家、政治家、郵政部長、科學家以及外交家）、瑪莉・桑默維爾（Mary Somerville，天文學家、數學家以及地質學家），還有保羅・羅伯森（Paul Roberson，歌手、美式足球運動員、律師、社會運動人士，會說二十種語言）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今時今日，社會普遍推崇具有深入專長的專家，促使人們愈來愈專精某個日趨狹隘的領域。諷刺的是，造成社會偏離多元背景準則的人，正是最堅定認同此準則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本文摘錄自《讓「少」變成「巧」》，新經典文化出版
作者：史考特・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
譯者：薛怡心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Source
圈外人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任何人只要缺乏專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資源，都算是所謂的圈外人：剛進某組織的新人、另一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或是上心理學課程的英語主修生等。
解決問題的高手：女性
在科學界──不過這一點亦可見於許多管理團隊及專門行業──還有一個族群只因為生理因素而經常被排拒在外，那就是女性。許多重要的社會資源，男性往往唾手可得，女性卻經常被排除在外，這是不爭的事實。
二○一五年，英國的生物化學家提姆・杭特爵士（Sir Tim Hunt）對於女性的言論，令他的許多同事大吃一驚。這位倫敦大學學院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南韓的世界科學記者大會上，竟稱實驗室的「女孩子們」有三大問題：「不是你愛上她們，就是她們愛上你，還有一被批評她們就哭哭啼啼。」來自科學界及社會大眾的撻伐不斷，迫使杭特最終辭去了大學教職。不過，這並未改善對女性科學家不合理的事實現況：她們被排拒在外──女性科學家經常無法取得男性科學家一般具有的人脈、指導以及訓練。
傑佩森與拉哈尼重新檢視創新中心的資料，以探討這第二種圈外人──也就是經常缺乏男性科學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的女性科學家。這一群圈外人解決難題的表現，是否優於享有更多社會資源及人脈的男性同儕呢？
結果顯示，女性的表現極為優異，女性解決問題的機率遠比男性高出二三・四％。非專家比專家表現更好的同一套邏輯，亦可解釋為何女性的表現優於男性。女性較常以一己之力來解決問題，但她們也比較不受業內人士習得的傳統所束縛。女性會以不同經驗所構成的基礎來檢視問題，因此能提出較好的解決方案。
既然圈外人的貢獻這麼大，我們何不多接納他們呢？諷刺的是，我們通常不讓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隊，純粹因為他們不屬於我們這一圈。我們往往被更像自己的人所吸引──也就是所謂的圈內人。我們也常抱持對專家的迷信：有愈多專家在身邊，我們的表現就會愈好。
的確，如果要組織一個團隊來解決眼前的難題，你會去集合一群專家，還是隨機組織一群人？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應該會想組織一個「夢幻隊」──誰不會選擁有最多資源的專家所組成的團隊呢？然而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想法錯了。
專家有時像一座孤島，個別專家的知識庫中有許多重疊之處，這使得他們擁有的資源對彼此而言顯得多餘，對於整個團隊的獨特貢獻也十分有限。政治科學家及數學模型學者史考特・佩吉（Scott Page）在其著作《差異》（The Difference）一書中指出，無論是民意代表還是科學家團隊，隨機組成的團隊表現通常會勝過夢幻隊，因為隨機組成的團隊較容易同時包含專家與圈外人。研究顯示，團隊資源的多樣性是表現優劣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在多元的團隊中，成員較有機會公開辯論，並納入多樣見解，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即使圈外人具備的資源看似較少，他們卻能透過不同於專家的經歷，為團隊帶來截然不同的技能。要了解為什麼圈外人對團隊的表現至關重要，讓我們先探討圈外人如何追尋多元經驗，再研究他們如何跨越不同領域來連結資源。
多元背景準則
在一九七○年代，美國太空總署（NASA）有一個遠大的目標──他們想製造世界上最精良的望遠鏡，以一窺外太空最幽黯的角落。哈伯望遠鏡可望解答我們對於地球以及外太空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宇宙的年齡和大小、其他星球的存在、銀河的誕生，還有科學跨出的一大步所帶來的各種奇異發現。
然而一連串的技術失敗，逐漸消磨了這份興奮之情。原訂於一九八三年發射的哈伯望遠鏡，也因為預算不足而一再延後。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花費數年重新思考並調整設計，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完成各項部署。不料，卻有一場悲劇在此時發生。
當時的我還在讀小學四年級，就像其他數以萬計的學童一樣，我看著挑戰者號太空梭在電視轉播畫面中爆炸。那場可怕的意外澆熄了全美國對於太空探索的熱情，美國太空總署忙著採取防護措施以避免未來再發生不幸，連帶使哈伯望遠鏡的計畫被迫中止。哈伯的工程師團隊利用這三年的延遲時間，詳細測試並修正望遠鏡剩下的所有問題。或者說，至少他們已經盡力了。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當發現號太空梭搭載哈伯望遠鏡發射升空時，全世界的人都期待關於宇宙的許多大哉問能因此獲得解答。在布署完成的數週後，科學家取得了哈伯望遠鏡傳回來的首批照片，但卻不是好消息。在歷經近二十年的等待後，哈伯望遠鏡傳回的照片影像竟模糊不清，令世人對這項造價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計畫大失所望。
後續調查發現，望遠鏡的主鏡有瑕疵。這其實是個微小的錯誤──誤差約只有一張紙厚度的五十五分之一──但卻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果不修復，哈伯望遠鏡拍攝到的影像將永遠是扭曲的，而最迫切需要解答的天文問題，必須再等到數十年後新儀器啟用才行。
後來，馬斯格瑞夫找到一份技師的工作，負責維修用來建造麻州公路的大型機具。他天生擅長修理東西，不過公路建造完成後他又失業了。沒有高中畢業的文憑，他的前途茫然一片。
為了替人生尋找出路，馬斯格瑞夫進入美國海軍陸戰隊，擔任航空電子設備及儀表維修員。他將修理公路機具時所培養的技能，運用到修理飛機上。這位十八歲的年輕人熱愛航空，他的工作也讓他能一直接觸飛機，但少了高中文憑，馬斯格瑞夫永遠也無法駕駛軍機。
為了一圓飛行夢想，馬斯格瑞夫決定申請入大學，但學校卻拒收這名高中輟學生。他長途跋涉至美國雪城大學的院長辦公室，終於說服學校推翻原本的決定，讓他入學。馬斯格瑞夫最終獲得數學與統計學的大學畢業證書。
接受了大學高等教育後，史多利・馬斯格瑞夫並不因此而滿足。他總共修習了近一百六十門大學院校課程，陸續拿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碩士、美國瑪麗埃塔大學化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學位、美國肯塔基大學的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碩士，以及美國休士頓大學文學碩士。在求學過程中，他也取得了飛行員執照，並回軍隊駕駛軍機。
當馬斯格瑞夫得知美國太空總署在徵求願意飛往外太空的科學家時，他已經歷過數種不同的職涯──商務數學專家、電腦程式設計師、腦科學研究員，以及飛行員。他認為這份工作「將挑戰我如何利用我所獲得的每一種技能」。他進入美國太空總署服務，最終在那裡工作超過三十年。在此同時，他每月仍抽出三天為創傷病患進行外科手術。
從患者手臂的創傷到飛機機身的漏洞，他修理一切的能力讓他準備好接受生涯最重要的任務。身為修復哈伯望遠鏡的任務酬載（mission payload）專家及主要技術人員，馬斯格瑞夫發現自己是個既特別又似乎理所當然的人選。他表示：「我不是天體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光學物理學家或是工程師等，卻在維修任務中扮演如此重要且極具挑戰性的角色。」
馬斯格瑞夫並未在某一特定領域擁有深入的專業知能，但他累積數十年的多元經驗，讓他成為這個關鍵角色的不二人選。「這是最好的例子，」他說：「從眾多不同的領域及訓練中吸收各項細節，並運用目前所知的最佳實務方法，能夠迸發出絕佳的創造力。」
哈伯望遠鏡的維修任務歷時十一天，堪稱美國太空總署最精密複雜的壯舉之一，由太空人團隊成員輪流進行來回五次的太空漫步才完成。在馬斯格瑞夫來回三次的太空漫步中，他憑藉資深外科醫師努力搶救病危患者的絕佳技術，花了二十二小時成功修復哈伯望遠鏡的鏡面瑕疵。有人問他當初為何放棄外科醫師的全職工作，馬斯格瑞夫答道：「這樣我才有機會替哈伯望遠鏡做手術啊。」
馬斯格瑞夫從多樣經歷培養出克服複雜挑戰的能力，正好體現了前述的「多元背景準則」：多元化的經驗能拓寬人們對於資源的思考角度，因此能以更多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馬斯格瑞夫將他的維修任務視為一檯外科手術，讓他得以運用外科醫師的經驗，來修復望遠鏡的缺陷。
像馬斯格瑞夫一樣橫跨多個領域的全才，現在已相當少見，但這類人才過去其實深受社會鼓勵及獎勵。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畫家、建築家、音樂家、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及解剖學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家、畫家、政治家、郵政部長、科學家以及外交家）、瑪莉・桑默維爾（Mary Somerville，天文學家、數學家以及地質學家），還有保羅・羅伯森（Paul Roberson，歌手、美式足球運動員、律師、社會運動人士，會說二十種語言）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今時今日，社會普遍推崇具有深入專長的專家，促使人們愈來愈專精某個日趨狹隘的領域。諷刺的是，造成社會偏離多元背景準則的人，正是最堅定認同此準則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本文摘錄自《讓「少」變成「巧」》，新經典文化出版
作者：史考特・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
譯者：薛怡心
責任編輯：游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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